在江南園林品味古人的詩與遠方

在江南園林品味古人的詩與遠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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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林中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一亭一榭,無不詮釋着主人的文心與修養

陸紓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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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爲進博會主要拓展區,位於上海青浦的朱家角,承接着不斷放大的溢出效應,努力打造國家級5A景區。

朱家角,舊稱“珠裏”,既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,又是上海近代工商重鎮。若從這個角度來品味鎮上的百年課植園,人們會驀然發現,看似一樣的白牆黛瓦,其實是有別於其他江南園林的——“課”所代表的學習、誠信、人文與“植”所代表的實踐、財富、實業,在這裏盡情相擁。

作爲中國傳統園林的代表,江南園林在其漫長的發展中既延續了風雅質樸的共性,又發展出地方風格的差異。身處園林,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亭臺樓閣、山水花草,還有中國古人的所思、所想、所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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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文人園林蓬勃發展的背後,是古代士大夫對退隱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嚮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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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建於1912年的朱家角第一莊園——課植園,至今走過百年。這座園子位於朱家角鎮西井街109號,因其宅主姓馬,又得名“馬家花園”。到過課植園的遊客,大抵都會對一塊書有“馬到成功”的馬頭狀太湖石記憶猶新。將這樣一塊石頭置於馬家花園,彩頭好,還點題。殊不知它只是開發課植園之人的好心臆測,反倒成了園中的突兀之處,更是對江南園林文化的誤讀。因爲同大多數文人園林的主人一樣,“馬到成功”絕非宅主馬文卿的志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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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私家園林的歷史源頭,可追溯到兩晉南北朝時期。從漢末大亂到隋文帝統一中原的三四百年間,返歸自然的道家思想重獲重視,特別是莊子無爲浪漫、逍遙優遊的隱士生活方式,成爲士人們爭相仿效的對象。他們熱衷於在山水間靜思默想,清談玄理,以無爲隱逸爲清高。東晉南渡之後,中原士族遷移江南,江浙一帶的秀麗山水使他們嚮往自然的審美理想迅速得到滿足,於是出現了私家造園成風,名士愛園成癖的盛況。可以說,江南文人園林之所以能在當時蓬勃發展起來,有士大夫對遊居結合的理想生活的鐘愛,也有對退隱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嚮往。

歷史上的蘇州,似乎永遠是失意文人與歸隱官員的天堂。位於城南三元坊附近的滄浪亭,是現存蘇州古典園林中歷史最悠久的園林之一。北宋慶曆年間,著名文人蘇舜欽被朝廷削職,舉家南遷,以四萬貫錢購得此處遺業,因愛其 “崇阜廣水,草樹鬱然”,有別於城中其他地方的景緻,於是取《楚辭·漁夫》中“滄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纓;滄浪之水濁兮,可以濯我足”之意,名之爲滄浪亭。園內最精彩之處莫過於同外部水體的連接部分,復廊和渡橋而入的巧思既成全了園內借水成景的願望,又隔絕了河對岸城市的喧囂,將園主人當年“大隱隱於市”的避世情懷體現得淋漓盡致。

蘇州城內另一古典園林“曲園”,是清末著名學者、樸學大師俞樾在大學士潘世恩故宅“躬後堂”廢地上建造的宅園。咸豐五年,俞樾因被御史彈劾所出考題有割裂經義之嫌,罷官回鄉。此後,正當年富的俞樾一心讀書治學,以教育著書爲生,終身不再仕。同治十三年,俞樾在李鴻章等人的資助下建造宅園,利用彎曲的地形鑿池疊石,栽花種竹,構築小園,名爲“曲園”,乃取老子“曲則全”之意。他自號曲園老人,對宅園多有題詠,其中一首詩寫道:“園中一曲柳千條,但覺扶疏綠蔭繞;爲惜明月無可坐,故於水面強爲橋。平鋪石板儼成路,俯倚紅欄剛及腰;處置梯桄通小閣,差堪布席置茶銚。”俞樾建造麴園的初衷和構想,由此可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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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州之外,位於揚州古城東南的何園,乃園主人何芷舠在壯年辭官後斥巨資所建。進入何園大門,花木叢中迎面一道雲牆,上有何芷舠自書匾額“寄嘯山莊”,出自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中“依南窗以寄傲” “登東皋以舒嘯”的詩句。上海嘉定,秋霞圃內的山景湖石“南山”取自東晉陶淵明名句 “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”。山北邊的“桃花潭”源自《桃花源記》,可見當年園主人對陶淵明高風亮節之仰慕。環桃花潭的建築中,“池上草堂”爲園主人賞荷讀書之所。《池上篇》和《草堂記》同爲唐代白居易的晚年作品,寄託了詩人退隱息躬的情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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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看課植園,馬文卿將園名定爲“課植”,乃寓“課讀之餘,不忘耕植”之意。晚年的馬文卿以 “農圃者”自居,爲耕植親力親爲,最終其實是以莊園式園林爲載體,迴歸一種自然、澄澈與安寧的生活。馬文卿這種對退隱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嚮往,與江南各地的園林主人別無二致。

遍佈江南各地的文人園林,無不凝聚着中國古代文學與藝術的結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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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語道“上有天堂,下有蘇杭”,蘇杭兩地之所以被視作“天堂”,主要得益於園林風景之美。無數文人墨客爲之傾倒並留下珍貴的詩篇畫卷,前者如書法大家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,後者如繪畫大師文徵明的《拙政園景圖》。可以說,凡是名垂中國藝術史冊的書畫家、文學家、詩人,都與園林有着不解之緣。

作爲傳統的文化發達之地,江南地區人文薈萃,人才輩出。那些滿腹經綸、致仕而歸的官僚,屢考不中而轉行經商的儒賈,以及在窮困潦倒之際擺弄花石以遣情懷的落拓文人,或鑿池堆山,或蒔花植木,爲後世留下了最具影響力的文人園林。它們被建造的目的,是爲了營造一個清談讀書、觴詠娛情的美好環境。於是,以自然山水爲楷模,輔以中國傳統文化之題名、匾額、楹聯的文人園林應運而生。

名列“中國四大名園”的蘇州拙政園,其園名取自晉代文學家潘岳《閒居賦》中的“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,此亦拙者之爲政也”。園中有一處“與誰同坐軒”,引用的是蘇東坡的詩句“與誰同坐?明月,清風,我”。其西南是“留聽閣”,取自李商隱的“留得殘荷聽雨聲”。園中主廳“遠香堂”和它面前的荷花池,所用的是周敦頤《愛蓮者說》中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漣而不妖,香遠益清,亭亭淨植”的典故。小滄浪水院原是園主人讀書之處,閣外步柱上“清斯濯纓,濁斯濯足;智者樂水,仁者樂山”的掛聯取自《楚辭·漁夫》,更是園主人心情的奧曲流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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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拙政園一起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世界遺產名錄》的網師園,中有一處“月到風來亭”,取自唐代韓愈詩 “晚色將秋至,長風送月來”。“竹外一枝軒”取蘇東坡“江頭千樹春欲暗,竹外一枝斜更好”的詩意,將竹枝與春水直接聯繫了起來。“小山叢桂軒”則引用北魏詩人廋信《枯樹賦》中“小山則叢桂留人”之意,有着迎接賓客,款留友人共賞美景的寓意。著名園林家陳從周就曾盛讚網師園 “清新有韻味,以文學作品擬之,正如北宋晏幾道小山詞之‘淡語皆有味,淺語皆有致’”。

然而,有“書卷氣”的何止於一處網師園,一座姑蘇城?遍佈江南的文人園林,無不凝聚着中國古代文學與藝術的結晶。無錫有寄暢園,常熟有燕園,泰州有喬園,南京有瞻園,更不論與蘇州平分秋色的揚州,個園、何園、小盤谷各有千秋。到了滬上古鎮朱家角,一曲《牡丹亭》更是讓課植園的一草一木、一亭一榭平添幾分韻味。每到日落時分,四百年前的音韻故事會在荷塘月色的江南園林中鋪展開來,好生悠揚。蓮池深處,春香伴着麗娘踏着細步、舞着曳地戲服的長長水袖緩緩而來,看那園中春花盛開,喜形於色。

江南園林各異其趣,講究中西貫通的課植園暗合20世紀初上海社會形態的嬗變

作爲中國古典園林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支,文人園林有別於包羅萬象的帝王花園和耀府爭勝的貴族府第,亦有別於堆砌雕鏤的商賈花園和栽花點石的百姓庭院。在主人的思想境界與園林的詩意文心等共通點之外,江南園林同樣也存在着地方風格上的差異。雖造園之意相仿,功能要求趨同,但由於因地制宜,心裁別出,各地的園林建築也會呈現出不同的格局與風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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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各處的古典私家園林,以蘇州和揚州兩地爲代表。前者屬江南水鄉,氣候溫潤,其園林與建築總是顯得婉約精緻,園林中特別注意水景的處理,給人以柔和清麗的印象。後者位於江北,卻又不屬於北方,建築風貌上既有北方之雄健,又不乏南方之秀麗。

從規模上看,揚州園林中的假山比較高大,廳堂也相對敞寬。蘇州園林中主要廳堂一般面闊三間,而揚州何園的蝴蝶廳和個園的抱山樓都有七間之多。從風格上看,揚州園林的主人以富商居多,爲同官府往來在建造時追求豪華,常有炫富之意。蘇州園林的主人多爲退隱官僚,在建築和佈景上不論富華,但求風雅。總的來看,揚州園林顯得大氣而疏朗,蘇州園林則委婉而精緻。有人說揚州園林像唐詩,蘇州園林像宋詞。這或許也與城市的文風習俗相關,就如同“揚州八怪”和“吳門畫派”,各異其趣。

上海的文人園林雖不及蘇州、揚州這般久負盛名,但位於城隍廟的豫園、南翔鎮的古猗園、朱家角的課植園等,同樣是江南園林中不可多得的神來之筆,其中課植園尤以中西合璧的特點,暗合了20世紀初上海社會形態的嬗變。

1912年始建課植園時,馬文卿58歲。一座園,他建了15年,不緊不慢。爲造課植園,馬文卿曾遊遍江南園林,每見一處勝景,均不願放過,遂命工匠加以仿製,似乎建園過程,也是一種把玩。荷花池上一座九曲橋是仿上海豫園而建的;藕香閣與水月榭之間的一座亭子仿蘇州獅子林而建;迎賓廳南側一條長約20多米的碑廊,讓人疑心到了孤山;甚至石庫門建築的門楣也爲一座樓閣所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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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傳課植園佔地96畝,植園佔去三分之二,後來課園喧賓奪了主,植園只留下極小的一部分。以現存較爲完整的課園部分而言,廳堂區較爲忠實中國傳統設計佈局,而園林區則自由得多,隨處可見中式與西式的混搭。據說廳堂區先於園林區而建,由保守到開放,建築風格之變也是宅主思想之變。那正是風雲變幻的年月,西學教育衝擊着國學傳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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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文卿到底是清末遺少,最先建造的課植園廳堂區不敢越雷池半步,有着中國古典建築的森嚴莊重:沿中軸線造“一壁三廳三井”,坐西朝東,位於園子前部中央。不過出了第三井,園子竟似換了新天地,無論是西洋的設計結構還是建築裝飾材料皆可“拿來”。園林區中央進深七米的花廳就相當摩登,廳堂應用近代建築技術取代了傳統廳堂的中間步柱,顯得格外寬敞明亮;天花板吊了頂,在潔白石膏板面拉出許多精美圖案;地面鋪的不是傳統的粘土方磚,而是從德國進口的五彩花紋水泥地磚;廊柱不用圓柱用方柱,欄板則爲幾何圖案。據說原本廳堂的窗戶用的是彩色凸花玻璃,也是從歐洲進口的,只可惜如今“原裝”玻璃均已破碎,一塊未剩。

課植園中的課園,似乎是中國傳統園林必不可缺的部分,真正別出心裁的是植園。如果說藏書樓是課園的點睛之作,那麼“耕九餘三”堂就是植園的神來之筆,只可惜,它早已消失在歷史的煙波中。朱家角的老人們記得,這幢建築位於園西北面,兩層高,用紅磚砌成,俗稱“紅樓”,樓額上刻有“耕九餘三”四個字。當時它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扎眼與突兀,因爲相比藏書樓的中西合璧,“耕九餘三”堂是徹頭徹尾的西式建築,而與之毗鄰的卻是一大片水稻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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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田旁要一幢漂亮的洋樓幹什麼?原來,“耕九餘三”堂門口曾有九畝水稻田,這裏培育的“青角薄稻米”,是當年青浦地區和朱家角盛產的品牌。人們通常認爲“耕九餘三”針對的是人和地,殊不知商人出身的馬文卿追求的是同樣“耕九餘三”的利潤,即科學種田,提高產量,提升品性。擁有中西學養背景的馬文卿,有意讓課園的“學千悟萬”往經學線裝書上靠,讓植園的“耕九餘三”往科學試驗田上靠。於是,偌大的課植園便有了兩種風格和功能迥異的主題建築。或許“課與植”在定位之初就不僅僅是傳統的“耕讀情調”,更暗含了經學與科學的中西貫通。